舌尖上的改革开放

舌尖之变，仿佛改革开放阳光下那粒多角模棱的钻石，折射和见证着中国40年来因改革而走向繁荣、因开放而与世界交融的点滴。

赶上80后尾巴的我，虽然并没有体会过三年自然灾害那般凄苦的岁月，不过小时候面临缺衣少食的窘境至今依然印象深刻。那个时候，家里买米、面都需要粮票供应，我家也是靠着有一位在当地粮食局工作的亲戚，才得以吃上相对较多的大米。可是即便如此，家里依然是吃不起“米饭”的——不能将米饭作为主食；而仅能一两周喝一顿大米粥来解馋——一分米，九分水，粥可映人。或许正是对这种计划经济时代粮食供应短缺的深刻记忆，慢慢沦为了老人家头脑中的刻板印象，父母直到现在，还保持着每天少吃的习惯，抽屉里还有一打整整齐齐的从几两到一斤面值的粮票。

那个时候，最难忘又难熬的就是冬天。因为这个季节，几乎没有其他蔬菜，家里仅有白菜和萝卜来过冬。当时“暖冬”还远未现身，为了不让这两样奇缺的蔬菜冻坏，父母每年秋天都会早早地在院子里挖一个大坑，以便储藏白菜和萝卜。快要下雪的时候，父母会用实在不能穿的衣服和实在不能盖的棉被将这些蔬菜严严实实地盖好，吃一棵、拿一棵，其余的则在坑里安安稳稳地冬眠。

1997年，我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高中，开始住宿吃学校食堂。当时一个馒头1角钱，一份肉菜1元钱，加上母亲在家给我做好的菜肉混合大酱，我经常一顿饭一个馒头裹上大酱来吃，再加一碗稀粥，一顿饭才2角钱。那时全班也有很多从四面八方农村来的同学，经常一起换着吃别人家的大酱，一起比赛看谁家的最咸、谁家的最香。一直到考上大学来到北京后，我才凭借自己的一笔奖学金，第一次吃上肯德基、第一次喝上了可乐。那个时候，距离80年代初年可口可乐在中国的第一个瓶装厂建成投产、以及肯德基、麦当劳为代表的“洋快餐”登陆中国市场，已经过去了将近20年。

现在的大北京，早已经从原来的“中国菜”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餐”，不出国门，人们便可以轻易尝到阿拉斯加帝王蟹、挪威三文鱼、法国吉拉多生蚝等来自异国他乡的美食了。而中国的美食，更是通往了全世界，甚至每次出国，我都会前往华人街享受一番。再度回首，回忆起自己连喝米粥都要一粒一粒清点米饭数量之际，怎么会想到，这是我当时从来都不敢眺望的梦想。

食物，越来越成为连接中国内外的一座桥梁，缩短了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距离。它如同足迹一般，见证着中国在改革开放征程上的重要步伐。大小“吃货们”早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果腹，而是寻求多样化的尝试与创新；甚至早已经不再满足于吃，而是要追求对生活、对理想的竞逐与膜拜。

回溯自己舌尖上的变迁，我感觉自己“吃的生涯”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一，幼儿时期，吃得饱为第一要务。那时收入水平低，粮油供应指标少，副食品市场供应紧，要吃饱就要计划着吃、补充着吃，直到了90年代初，情况才逐渐好转，不过，这一阶段对于我而言太过漫长，甚至从记事时起一直延续到大学阶段。第二阶段升级到“吃得好”。大学毕业后，随着收入的增加，家里餐桌上的饭菜品种丰富了，质量提高了，平日四菜一汤是家常便饭。星期天，全家老小团聚，节庆之日，饭菜则更加丰盛。因此，父母总爱说一句话：现在的生活，好像天天过年哩。第三阶段，随着年龄的增长，积蓄增多，可挑选的食材也更为丰富，即便在A股上市的食品类公司就已经多达75家，市值最高的海天味业和伊利股份，都早已经突破千亿元市值，折射出舌尖的幸福与亢奋。

不过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我们都越来越关注吃得健康。这个健康概念自然是全方面的，既包括吃得绿色无毒，也包括吃得营养均衡。尤其对于中国来说，过度施药现象频出，食品安全问题也是偶有发生，似乎正在成为食品种类过剩后的一大后遗症。从这个角度说，“舌尖上的改革开放”，依然需要进行到底。(记者 王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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