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动态丨于泽：先让企业活下来，加码财政对中小微企业兜底

在刚刚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中，中国一季度受到疫情影响同比增长-6.8%，创下改革开放以来新低。中国面临新常态大势下增速主动放缓和疫情冲击下被动停滞的双重挑战。疫后经济恢复的新动能在哪里？在线新经济能否支撑起经济恢复？近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疫后经济恢复策”公益课系列直播课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于泽认为，回答这两问题，首先要认识到，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与以往都不同，这次疫情导致的经济冲击是凯恩斯机制和萨伊（法国经济学家）机制双重降临，是从供给冲击随后放大了需求侧冲击。其次，一些单点式的亮点并不能成为具有支撑力的新经济增长点，疫后恢复经济需要系统性方案。

以下为其直播课的主要内容，澎湃新闻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供需减少，需警惕未来经济可能出现的退出乘数

新冠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全球主要经济体受到冲击，全球价值链模式受到全面挑战，制造业将出现巨大承压。

分析来看，这次新冠肺炎冲击经济的性质与二战之后所有的经济冲击都不一样。这次不是单纯的供给侧冲击或单纯需求侧冲击导致的，也不是二者的简单组合，而是由萨伊和凯恩斯两位“大神”同时发威作用的结果。

经济学理论方面，萨伊提出“供给会创造需求”的观点；凯恩斯观点与其相反，凯恩斯认为供给其实并不能够完全自主创造需求，所以存在着总需求不足。这是经济学关于经济波动两个代表性的观点。

这次疫情带来的冲击，一方面是“萨伊效应”：供给本身没有了，引起需求相对下降；另一方面，“萨伊效应”引发了“凯恩斯效应”：供给减少导致需求回落，并不呈现对应的比例，而是会出现更大更猛的收缩。

在两位大神萨伊和凯恩斯同时在场的情况下，需要警惕未来经济可能会出现的退出乘数。由于供给冲击放大了需求冲击，需求减少之后，企业的生存会变得更加困难，可能导致一部分企业退出，这又会加剧供给下行，进一步放大总需求下滑，如此产生负向循环，便是经济中的退出乘数。

金融震荡干扰企业融资，全球经济五六月承压更大

金融市场为什么对疫情呈现放大作用呢？主要原因在于金融市场的波动使企业融资变得更为困难。可以想象一下，企业债的利率上行表明整体上企业债的发行已经出现了大幅停滞。如果企业债发行出现了停滞，企业就无法进行融资，企业生存就会面临巨大挑战，出现更大规模的企业破产。所以，二三月份金融市场震荡干扰了企业融资机制，进而放大了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同时，由于金融放大作用强度存在国家间的差距，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就会出现大规模的资本外流，更多的投资者开始转向美国寻求安全资产。美国的汇率大幅升值，而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面临货币贬值压力。这意味着目前新兴市场国家承压非常严重，在面对疫情需要大规模财政投入的情况下，伴随着资金外流导致的资金短缺。因此新兴市场国家成为了下一波疫情暴发的薄弱地区，在这样的可能性下，全球经济在今年五六月份会受到更大的压力。

单点式新动能无法托起中国经济，恢复需要系统性中国方案

凯恩斯效应叠加萨伊效应，再加上外需回落这样的大背景下，关于疫后有哪些新动能现在有很多说法。比如依靠汽车行业、房地产、线上办公和线上教育、数字经济、投资新基建、，调整外需结构等动能。但这些新动能，实质都是一个个的单独的点，各自都受到最近一年以来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结构性因素限制，对经济的驱动作用在现行大趋势中逐渐减弱。很难奢望这些单独的点能够真正托起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实际上，最为可靠的恢复性增长，要托起中国经济增长，不是这一个一个的点，而是要有系统性的中国经济的恢复方案。保证系统性经济方案的顺利实施，有几个关键。

关键一，保证当下企业活下来，经济恢复后才能更好实现资源配置。

中国经济恢复的动能就在现在的这些企业。最关键的就是加快企业特别是社交密集型企业的复工复产，保证它们活下来。现在的这些企业已经实现了劳动力与企业的匹配，一旦这些企业破产，再次招工的时候就要再次匹配。而匹配的成本很高，且不一定能够短时间有效匹配。经济学有一个词叫“劳动窖藏”，就是希望在危机时期，能够让企业留住员工，经济恢复之后才能够更好实现资源配置。

关键二，应当在供给侧加大国家兜底力度，增加劳动密集型基建建设

新冠疫情的核心是供给侧导致的需求侧冲击放大，因此，在加快复工复产，采取更为灵活细致的防疫措施的同时，应该在供给侧加大国家兜底力度，而不是盲目进行大规模的需求侧刺激。

首先是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兜底。除了财政减免以外，更有效地是加大金融支持。央行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一方面主动降息，降低中小微企业的贷款利率，另一方面由监管部门主动分担部分风险，例如，中央银行接受小微企业贷款作为抵押品发放PSL再贷款，让商业银行乐于贷款给中小微企业。进一步拓宽中小微企业的债券融资渠道，可以适当考虑对中小企业集合债进行结构化，创造更多高信用等级层次，提高流动性。此外，可以将数字技术进一步与征信相结合，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更好的征信服务，有了更多的征信服务之后，可以更好地进行风险评价。最后，为了拓宽中小微企业的贷款，可以进一步通过财政资金以产业孵化基金的模式帮助企业融资。

其次，兜底时要以保就业、促就业为主要导向。3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5.9%，创下新高。人们没有稳定的收入，就不会放心消费，这对经济复苏非常不利。加大财政对就业的兜底力度，就能够更好维护当前的就业状况和收入水平。所以在就业政策上可以考虑兜底力度更大一些，通过国家的力量去承受更多一些。

另外，今年的基建应该更加偏重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的基建投资能够带动就业，在今年基建投资优先级上，不是简单地考虑资本密集型，而是以就业作为导向，考虑劳动密集型基建建设。

最后，应该尽快明确经济增长预期，必须要引导有统一的目标。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政府引导型市场，需要政府的政策去推动。只有明确了预期，才明确了干劲。

关键三，促消费重中之重在汽车；新动能真正风口需数字技术与传统生产要素结合

要让企业活下去，活得更好，在国家兜底的保障下，关键是让市场发挥活力。经济复苏的动能在于向市场放权，更好发挥市场活力。疫情总会过去，只要市场基础在，疫后恢复就没有问题。要想维护市场基础，应该着力在三个点：集中稳定国内消费，实现数字技术与传统生产要素的融合，降成本让企业活下来。

首先，集中稳定国内消费，一定要将所有政策力量集中在稳定消费上来。如何转危为机？关键在于能不能借助这次疫情真正转变为消费型社会。新冠疫情实际上提供了转型的契机，可以通过消费券和消费信贷，甚至政府直接补贴消费等方式，加大消费转型的力度。

其中，重中之重是加大汽车消费的力度。从消费量级来看，万亿级的汽车产业是国内消费市场最大的变数，2019年消费的波动主要就来自汽车消费，可以通过放宽汽车的产业政策和加大对汽车消费补贴，实现中国汽车产业的良性发展。

另一个是房地产。可考虑在坚持房住不炒的前提下增加房屋的多元化供给，调整对于产品结构的限制。尤其放宽对于改善型住宅的管制政策，通过改善型住宅实现中国房地产的高质量发展。

其次，实现数字技术与传统生产要素的结合。数字技术确实是未来的一个方向，比如线上教育和线上办公。目前这两个在疫情期间涨势迅猛的应用还没有到真正的风口，真正风口需要数字场景与传统生产要素的结合。从这个角度来讲，为了能够更好实现疫后复苏，需要将数字技术与生产技术结合，疫后真正的新动能实际上在于数字经济的to B端，也就是企业应用，而不是现在的to C端，即各种消费类场景。这次疫情为数字技术提供了风口，很多企业可以引入柔性化数字管理技术，在疫情期间改善企业管理，提高产业链抗风险能力，这才是将来的发展途径。一些外卖平台企业更要通过自身数字技术，提高餐饮企业的产业链管理效率，帮助餐饮企业进一步赋能，提高餐饮企业的生存率与利润率，而不是简单的提取佣金。

最后，为了更好地激发市场活力，今年必须要加大力度降成本。企业的成本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人力成本，人力成本高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保等缴费过高。而现行社保机制是在1998年之后逐渐建立的，与目前人口现状并不匹配。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社保体制的持续发展和改革。然后是房租成本，租金在成本中的占比越来越高，这个问题要通过房地产的结构性调整等方式来完成。再次是减税降费，虽然在实施减税降费政策，但另一方面由于支出刚性，又会通过其它渠道对企业进行征收，企业负担并没有真正减轻。因此，真正有效的减税降费，需要政府支出与税制改革。最后是资金成本，目前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短端利率过高，抑制了商业银行成本，这就导致整个资金成本传导不畅。激发疫后经济活力最核心的动能在改革。要坚持市场化导向，借今年的要素市场改革为契机，同时补足疫情下暴露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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