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华古籍踏上数字回归路_业界聚焦_新浪收藏_新浪网

原题目：在“中华古籍保护筹划”大框架下 海外中华古籍踏上数字回归路

存藏于海外的典籍是中华残暴文化的重要见证，是厘清中汉文明发展头绪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2007年以来，在“中华古籍保护筹划”的大框架下，国家图书馆负责与海外藏书机构协作，制订筹划，有过程地展开海外古籍调查工作，并增进海外中华古籍以数字化方法回归。

启动海外古籍调查

2015年4月，国家图书馆馆员刘明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美国，他此行的任务是为埃默里大学神学院的5000册中文书本编目，为期3个月。苦等多年以后，吞没在西文书库里的中文古籍最终迎来了“挚友”。“第一感到是它们很孤单、很悲凉。”刘明至今难忘与那批古籍首次见面的场景。这也使他更加坚定信心，让这批古籍为众人所见、所用。

刘明进行的编目工作是我国展开海外古籍保护筹划的一部分。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筹划”启动，尔后国家图书馆陆续与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日本东京大学东瀛文化研究所展开协作，对存藏中华古籍进行调查。2014年，国家图书馆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启动“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协作项目”，以进一步摸清海外中华古籍存藏情形，并将可贵古籍进行数字化回归。

“史在他邦，文归海外。”这是郑振铎先生多年前关于中华古籍流失海外的感叹。“传播海外的可贵典籍，有的出自文化交流、赠予、调换、贩售，有的则是被抢夺、偷运，或长短法交易、私运等。据估量，海外中华古籍珍藏数目超出300万册件。”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介绍。

调查中华古籍在世界各地的存藏情况是推进海外中华古籍数字化协作的条件。2015年3月，北美东亚图书馆年会召开。张志清在大会上介绍了“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协作项目”，获得了北美图书馆界的积极呼应。

埃默里大学图书馆馆员王国华在得知这一信息后很是高兴，缘由是她晓得，在该大学神学院的书库里有一批中国古籍还没有编目。这批书本约在20世纪初由美国传教士从中国带回，以了解中国国情。1980年，这批古籍由美国宗教机构赠与埃默里大学神学院，寄存在学院图书馆里。因为缺乏研究中文古籍的馆员，这批古籍一直被封存在书库里。

刘明战胜了语言和技术障碍，用3个月时间美满完成任务，《美国埃默里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藏中文古籍目录》一书日前在国内出版，收录中文古籍320余部。“我回国后不久，收到一封埃默里大学神学院的邮件。说耶鲁大学神学院的一名教授通过系统搜索到我录入的一本书，并进行了远程预定。”刘明说，这让他感觉到了工作的价值。

如今，国家图书馆已完成“海外中华古籍书目数据库”一期建设，累计完成包含美国、加拿大、西班牙、日本4个国家30家单位24万条（含子目）书目数据建设。

珍稀古籍回归众人视野

2013年，国家图书馆馆员刘波就远赴美国，为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馆藏善本方志写书志。当一年的工作马上结束时，他收到一封邮件，内容是美国洛杉矶汉庭顿图书馆发现一册（两卷）《永乐大典》，但不明价值，需求专业人士判定。刘波马上飞到洛杉矶。“看到什物后，我心里特别冲动。”刘波回想，这册《永乐大典》此前没有著录，而且去路明白，尺寸、行款等细节也与国内真本一致，基本能够确定是真本。后通过量方证明，确以为如今世上发现的第419册《永乐大典》，是具有很高文献价值的希世文物。

“海外珍藏的古籍多有珍善版本，甚至还有很多是秘本秘笈。其中，甲骨、竹木简、敦煌遗书、宋元明清善本、拓本舆图和中国一部分民族古籍等，在海外都有珍稀孤罕的藏品。”张志清表示。

“在调查过程当中常常会有惊喜，那不只是面前一亮，简直是两眼放光。”张志清说，在英国牛津大学波德里安图书馆，他看到了明朝钞本《顺风相送》，第一次记载了“钓鱼舆”。另外一份则是《塞尔登舆图》，这份绘制精准的帆海图此前一直寄存在西文舆图馆，并以为由西方人绘制，直到最近几年才发现绘制者是中国人，绘制时间为明万积年间。还有一本《指南针法》，具体记载了指南针的应用办法。这些古籍的意义特别重大。

完成流散海外的珍品古籍数字化回归是“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协作项目”的最终目标。据了解，如今，已经获得重要成果。海外《永乐大典》的数字化回归行之有效，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馆藏19册、英国国家图书馆藏25册、美国汉庭顿图书馆藏1册《永乐大典》已经完成了数字回归。《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永乐大典〉》、《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永乐大典〉》等也已经影印出版。

另外，法国国家图书馆还向中国国家图书馆捐赠该馆馆藏《圆明园四十景图》高清数字版本。《圆明园四十景图》是乾隆元年（1736年）宫庭画师沈源、唐岱根据圆明园实景绘制而成的，具有极高的文物和艺术价值。这是“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协作项目”展开以来的第一项重要成果。

为进一步做好海外中华古籍的回归工作，国家图书馆于2014年启动“海外中华古籍书志书目丛刊”“海外中华古籍珍本丛刊”两大海外中华古籍回归项目，前者编辑出版海外所藏中华古籍目录，后者对珍稀古籍采取仿真影印的方式出版。如今，众多海外中华古籍如百川入海，聚会出版。如《文求堂书目》、《西班牙藏中国古籍书录》、《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善本方志书志》等均已出版，惠及众多国表里学者。

增进中外文化交流

张志清坦言，在海外中华古籍调查过程当中，有两种感觉特别强烈。一方面，走进世界各地珍藏机构的库房，看到先人制造的智慧结晶，不由发生发火声声赞叹，心中升腾出无穷感叹。另外一方面，通过与外国馆员进行真挚的交流，互相学习和借鉴，两边逐步有了学问上的认同，甚至心灵上的沟通。

“海外中华古籍调查不只仅是调查古籍，更是文化的交流、学术的交流、文明的交流。”张志清说，这个过程不只使我们了解世界，也让世界更加深上天熟悉我们。

“在展开海外中华古籍调查的过程当中，我们结识了很多国外珍藏机构从事中华古籍保留与研究的馆员。他们是如此酷爱中国文化，用尽终生血汗学习和整顿中华古籍，他们值得我们尊重。”张志清很有感想地说，大英图书馆中文部负责人吴芳思平生研究敦煌遗书，她酷爱中国文化，对中国人特别地通知；牛津大学波德里安图书馆编目员何大伟最大的愿望就是，有生之年将馆藏一切中文古籍进行编目；已故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李福清酷爱中国民间文学，竭尽全力地研究中国小说、年画和民俗。他们利用馆藏展开了有用的学术工作，同时也为世界传递中国文化的广博与精深。

固然，在展开“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协作项目”过程当中，也碰到了困难和障碍，包含资金缺乏、体制不够完善、国家顶层设计缺失，另外，我国需求进一步培育古籍功底扎实的国际化人才，等等，这些都制约了项目实行的进度。“然而，我们有坚定的信心，必定会竭尽全力，一步一步向前推。”张志清说。